几个月前，我和男朋友给自己倒上两杯啤酒，打开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又到了审核我们的亲密关系合同的时候了。 我们想做什么改变吗？在浏览各项类目的时候，我和马克同意进行两项小小的交换：我周二遛狗，他周六遛狗，我负责维持厨房台面的清洁，他则负责打扫浴缸。 最新版本的“马克与曼迪的亲密关系合同”是一份单行间距打印的四页文件，有效期为12个月整，末尾有我们的签名，并注明了日期，之后我们有权选择修订或续签，就像我们前两次所做的那样。这份合同涉及几乎所有事项，从性事、家务活，到财务问题，再到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我很喜欢它。 写一份亲密关系合同，听起来可能有些精于算计或不够浪漫，但每段亲密关系其实都是带有契约性质的；我们只不过把这些条款变得更明确了。它提醒我们，爱情不是随随便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是我们在一起成就的事。毕竟，最初正是这种方式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两年半前，我为“摩登情爱”写过一篇专栏文章，讲述我和马克在第一次约会时尝试一项心理学实验的经历，那项实验用36个问题帮助两个陌生人坠入爱河。那个实验让我们觉得爱情不是运气或命运，而是一种实践：你要真的费心去了解某人，也允许这个人来了解你。在爱情这件事上刻意努力，这种方式似乎很适合我们。 过去，我期待一段亲密关系仅仅因为彼此相爱就能维持，这种方式在我身上失败了。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和一个确切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人的男人在一起。而我想要的，只是让他爱我。 我们在一起近十年，这期间我不知怎么失去了自己的习惯和偏好。如果我想平摊日用品开销，他便会建议我只买我们都喜欢的东西。如果我想周末和他在一起，那就得跟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滑雪。我就这么做了。我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跟他的生活一样。 直到搬出去，我才开始明白，这段关系当中没有我的空间。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前男友没有提供这种空间——我自己也从来没想过去要求这些。我恋爱了，而爱就意味着妥协，对吧？但如果我爱他太多怎么办？ 多年前，我曾经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当时我觉得自己看懂了，其实并没有。在20岁的年纪，我放手让自己去爱，直到那段关系终结。到了29岁，我明白了完全享有自己的时间意味着什么，知道了我内心的想法有多么丰富。发现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从什么时候做饭到什么时候睡觉，这一切都可以由自己决定，这真让人开心。 我决定在下一段亲密关系中爱得更适度一些，把更多的自我留给自己。 遇到马克后，他轻松地融入了我的生活，这让我非常吃惊。我的朋友们都喜欢他。我养的狗罗斯科(Roscoe)一看到他就高兴地叫起来。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同居时，我有些谨慎。 我担心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会把我们变成小气的人，会为洗衣服这种事吵嘴。更重要的是，我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在一个男人面前、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迷失自己，被爱情战胜一切的旧观念吞噬。 马克也有自己的顾虑。“我不想仅仅因为我们应该这么做，所以才这么做，”他说。“除非这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否则没有必要住在一起。” 我们花了几周时间，焦虑地列举同居的优点和缺点。 几个月前，我偶然看到一本书——《“我愿意”新解：为怀疑者、现实主义者和叛逆者重塑婚姻》(The New I Do: Reshaping Marriage for Skeptics, Realists and Rebels)——其中建议签订短期的婚姻合同。我们喜欢这个主意，也意识到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一起生活。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注意不到浪漫爱情在生活中扮演着一种规划组织的力量，但它其实很强大。有些人用“亲密关系自动扶梯”这个词来形容亲密关系的发展，我们倾向于依照熟悉的剧本，从轻松的约会到同居，到迈入婚姻和组成家庭。这些剧本告诉我们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它们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注意不到它们。 在上一段亲密关系中，我经常担心我们是否在随着自动扶梯上升。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也没有试图通过看似很可怕的对话搞清楚这一点。相反，我会就金钱、家务活或如何过周末等问题挑起争执。如果我发怒，是因为那样多少会更容易做到诚实。 和马克在一起时，我想要做得更好。 我们的合同涉及在任何亲密关系中都必须协商的大多数问题，尤其是在同居的时候。开头是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我们渴望彼此协助，成为更有道德意识、更宽宏大量的朋友、社区成员和全球公民。”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但我曾经经历过让我感觉孤独和渺小的亲密关系。这一次，我希望在审视我们内部关系的同时，也更加自觉地对外部世界给予同样的关注。 条款中有常见的内容（“我们会在其中一人生病的时候照顾对方”），也有不太现实的（“如果我们都病了，那就全靠狗了”）。实际上，罗斯科占据了一整块内容，其中详述了遛它的时间，带他去看兽医的安排，甚至包括我们觉得他有多可爱。 有一部分是关于住家客人的（客人最多可以住两周，但必须经过双方考察），还有一项条款是关于如何处理马克浸透汗水的运动服（“他同意将其挂在闲置房间或浴室门后，但他希望曼迪知道，这种情况可能相当常见”）。
我们同意外出吃饭时分摊账单，但有一个例外：“特别大餐（约会的晚上、庆祝活动等）不会分摊账单，由一个人请另一个人吃饭。” 对我来说，一起吃早餐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把这一项落实到了合同里。具体说出你的欲望或不安，不管它们有多不值一提，然后为它们留出空间，这么做所带来的自主的感觉真是让人惊叹。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并不容易做到。过去，我在一段关系中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用说大声把它说出来。现在，我两件事都必须做。 我们不想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这意味着要进行我之前避免的那种对话。例如，在“性爱与亲密行为”条款下，我们写道：我们同意保持单一性伴侣关系，因为它现在适合我们。但我们不会假定以后也一直这样。 我们的合同不是绝对有效的，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承认了，我们两人都有值得被道出和认可的欲望。 在我们即将完成最近这次续签合同时，马克在快到结尾的地方打上了一个新的标题：婚姻。“你怎么想？”他身子向后一靠问道，好像只是在问我想叫什么外卖。 我盯着面前的啤酒。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婚姻这个话题，但现在正在谈合同，因此感觉非常正式。我有点局促不安，觉得有一部分的自我想说：“结吧”，另一部分自我又想完全抗拒这种成规，想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去做出承诺。 “婚姻能带来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我问。 “这是个好问题，”他说。 “听朋友们发表有关我们的、有趣又暖心的致辞，倒是很不错，”我告诉他。“但我不太想筹划一场婚礼，也不想花这个钱。” 他表示同意。不过，我们喜欢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 我知道一生的承诺应该包含一次让人惊喜的求婚，含泪接受，以及在Facebook上展示的快乐自拍幻灯秀。但如果这涉及我们的余生，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考虑清楚。 最终，马克在电脑上打出：“我们一致认为，婚姻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 这看起来似乎是很小的事，不值得写下来，但对我们两人而言，讨论——而非等待和猜测——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我敲下这些字的时候，马克出去跑步了，狗在打鼾，声调可爱极了，而我在家里，在自己的脑海中畅游。我没能达成爱得更适度这个目标，但在人生中，我第一次感到，我在亲密关系中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了让我们能够具体决定如何去实践爱的空间。 看起来或许像是我们正乘着亲密关系的自动扶梯徐徐上升，但我觉得我们更像是在自己爬楼梯。